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取向来针对全球生态圈保护、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其中，自然科学家主要基于技术层面来关注上述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研发和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材料和能源类型，以及如何设计对环境产生最低伤害的生产模式等。而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环境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笼统地看，人的问题是宽泛且多元化的。一方面涉及到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特定政府机构或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则会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涉及到人在社会系统中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人们对于环境问题作出的回应可以反映其内在的知识、信念和动机系统，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针对环境议题所形成的共识与默契。因此，针对那些和环境议题相关的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查明阻碍积极环境行为的因素，而且可以澄清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机制。这两方面的工作帮助研究者基于心理、社会以及文化等多维度的视角去回应环境议题中的“人的问题”，进而为宏大的管理模式创新与制度设计变革等提供有效的参考。最终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成果整合到社会研究的系统之内，使它们成为有机的整体。在此背景下，“亲环境行为”在近２０年来逐渐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并且借用“亲环境”一词来特指那些能够降低生态伤害、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能够提升环境质量的行为。研究者还使用其他一些类似的称谓来描述此类行为，比如“环境责任行为”、“生态行为”以及“环境支持行为”。亲环境行为既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如家庭和社区）的节能、环保等行为，以及针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的生存与发展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同时也涉及到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通过发起或参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来倡导或推进相关议题。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面向普通大众提倡与鼓励“亲环境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现实需求引发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概念框架、测量工具、理论取向以及心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将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整合已有的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亲环境行为的界定与概念结构
Ｓｔｅｒｎ将亲环境行为界定为“能够对提高物质或能源的实用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以及“能够积极地改变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结构和动力的行为”。作为一种直接指向他人福祉、群体利益或组织利益的行为，亲环境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特殊形式，也是亲社会行为概念表征体系向“亲群体”概念的延伸。这类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环保行动（比如加入环境保护组织）、在公共领域非直接针对环境本身的行动（比如发起或参加与环境议题相关的请愿活动）、私人领域中的环境主义（比如节能、购买可循环利用的产品）以及工作场景中的亲环境行为（比如设计环保产品）。亲环境行为还具有积极或消极的溢出效应，积极的溢出效应是指某类亲环境行为会引发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而消极的溢出效应则是指某种行为抑制了其他行为的出现。Ｈｅｒｔｈｅｒ等人的研究指出，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受到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影响。外部的物质激励会导致积极效应，但它也会损害内部动机的功能，当外部激励撤销以后，积极溢出效应随即消失；而内部动机则会通过提高个体的环境认同来促进积极溢出效应的稳定、持续增长。所谓环境认同指的是，当感知到最初发起的亲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后果时，个体会将自己纳入到关心环境议题、对环境友好的那一类人群中去，这类群体具有明显的亲环境特性，个体因而会稳定而持续地认为自己是“亲环境”的，因而会在未来继续做出亲环境行为。
以往研究者将亲环境行为看做是一个“单维结构”，缺乏对行为背后心理结构的精细刻画。基于一百多项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以往研究都没有明确考虑行为的多样性和维度结构。鉴于此，Ｌａｒｓｏｎ等人提出了亲环境行为的多维结构假设，并采用开放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得出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四个主要维度：（ａ）日常的环保行为（例如家庭或社区废物回收、节电节水和购买节能产品），（ｂ）私人土地管理（本地的生态保护、参与社区生态保护和生态监督），（ｃ）社交性环保主义（基于社会联结的环保行动、加入当地环保组织、与他人共同商讨或实际参与解决社区环境问题），（ｄ）环保公民行动（投票支持当地的环保政策、签名参加有关环保议题的请愿活动、环保募捐）。上述四个维度在一个嵌套式的系统中划分了亲环境行为的类型，这些类型涵盖了家庭、社区、更大范畴的环保组织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并由此将行为的指向由家庭利益拓展到社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此外，对现代社会成员而言，工作场所是社区之外的另一种经常身处其中的公共活动空间。企业组织背景下的亲环境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研究重点。Ｐａｉｌｌé等针对亲环境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借以理解人们在企业背景下发起亲环境行为的心理结构和行动逻辑。ＯＣＥＢ的第一个因素是环保人际互助行为，即通过员工之间的互助来提升企业组织的环境软实力，例如帮助同事提高环境保护的知识或技能；第二个因素是环保公民行动，即志愿参加组织内部的环保项目或行动；第三个因素是环保发起者行动，是指员工在组织内主动发起绿色行动，例如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向组织建言，或者合理处置可循环利用的物品。总之，从概念结构来看，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多维模型，上述研究也可以为编制和应用可靠而有效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奠定基础。
二、亲环境行为的测量
准确而可靠的测量工具是探索行为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日益重视行为测量模型的科学性与可重复性，并借用更为丰富多元的方法整合出更有效力的测评结构。纵观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对行为的测量是伴随着提升与局限而不断走向成熟的，我们可以从测评维度的变化窥见这个领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行为测量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测量结构的抽象水平和整合程度不断提升。在早期测量中，亲环境行为的结构性偏弱，维度划分较为简单；随后出现的测量囊括了不同的行为类别，以及对亲环境类型的初步整合，但缺乏数据降维。比如，Ｍａｌｏｎｅｙ等人设计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只有１０个题目，作答者判断每条表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研究者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维度，分别是“消费行为”和“政治行为”。当然，这种在今天看来是“简单”的研究结果未必是不科学的，这也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环境问题本身就不像当今这么严峻与紧迫。在这之后，随着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也随之日益复杂。研究者为了提高行为概念的理论抽象水平，使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他们将原先零散而具体的行为条目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之下。例如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汇总为三个领域，一是普遍性领域，题目描述的行为尽可能多地覆盖了大多数人；二是多元化领域，题目反映了不同类型的行为；三是特异性领域，题目涉及到具体而微观的态度或行为表现。
第二，行为范畴涵盖了从个人到社会的跨度。
Ｓｔｅｒｎ等人在测量亲环境行为时考虑四种类型，即公共领域的非激进环保主义，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主义，私人领域的环保主义以及针对政府决策的环保倡议；Ｒｉｃｅ在后续的研究中基于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三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５２％）也与上述三种类型吻合。在这个模型中，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行动是指参加本地居民组成的环保委员会、针对环境议题与政府对话、组织与环境议题相关的沙龙或研讨会等；公共领域的非激进亲环境行为涉及到公共场所的环保行动、针对下一代的环境教育以及公共交往中的人际影响等；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涉及到个体对环保议题的关注与学习、个人日常消费和生活中的环保节能举措等。再比如上文提到的“亲环境行为四维结构”也是基于类似的思想，将亲环境行为的概念划定为由家庭到社区、再到更为宏大的社会与人类利益的范畴，因而亦可作为下一步编制测量工具的参考与依据。上述研究基于不同的领域而横跨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行为指标体系，使得亲环境行为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符合实际。
第三，测量内容中考虑到了较为细致的行为类别。Ｋａｉｓｅｒ等人采用３０个题目来测量一般性生态行为。这些题目测量了六类行为，分别是垃圾处理（例如“收集旧报纸”），保护水和能源（“洗衣服时不启用预洗功能”），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行为（“我使用无磷洗衣粉”），垃圾减排（“我喜欢用纸质的而不是塑料的购物袋”），自愿参加保护自然的行动（“我是环保组织的成员”）以及绿色出行（“我一般不在市区开车”）。可见其测量指标试图涵盖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
第四，新近的研究者更加重视系统地理解行为，也就是将动机和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图统合到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行为测量体系。Ｌｅｕｎｇ等人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整合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动机、信念和行为意图这三方面的测量。动机测量包括２４个表述，是有关个体发起环保行为的原因，其中涉及到内部动机、认同动机、反思性动机、外部动机以及内外整合性动机等；信念测量则用７个题目考察了个人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用６个题目考查了外部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排污测评给工业企业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反向计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是经过筛选的１２种具体的环保行为，例如“使用节能电器”。
基于这四个趋势可以看到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理论依据、分析和分类框架、测量内容范畴等方面的发展。但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目前尚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基于测量结果向真实情境的推广效力较低。正如其他社会行为那样（比如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等），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定义在被操作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一般将“行为意图”而不是行为本身作为直接的测量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行为意图可在一定程度上（但未必完全）预测真实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真实行为的研究难度更大且成本更高，即囿于研究手段，真实行为的数据很难在常规的“题目—反应”式纸笔测试模式下获取。这一局限导致测量结果在向真实行为外推的过程中遇到生态效度瓶颈。未来的研究应在范式和方法等方面寻求拓展，比如采用现场观察或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或引入质性研究范式用以挖掘更为系统和生态化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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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取向来针对全球生态圈保护、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其中，自然科学家主要基于技术层面来关注上述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研发和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材料和能源类型，以及如何设计对环境产生最低伤害的生产模式等。而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环境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笼统地看，人的问题是宽泛且多元化的。一方面涉及到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特定政府机构或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则会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涉及到人在社会系统中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人们对于环境问题作出的回应可以反映其内在的知识、信念和动机系统，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针对环境议题所形成的共识与默契。因此，针对那些和环境议题相关的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查明阻碍积极环境行为的因素，而且可以澄清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机制。这两方面的工作帮助研究者基于心理、社会以及文化等多维度的视角去回应环境议题中的“人的问题”，进而为宏大的管理模式创新与制度设计变革等提供有效的参考。最终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成果整合到社会研究的系统之内，使它们成为有机的整体。在此背景下，“亲环境行为”在近２０年来逐渐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并且借用“亲环境”一词来特指那些能够降低生态伤害、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能够提升环境质量的行为。研究者还使用其他一些类似的称谓来描述此类行为，比如“环境责任行为”、“生态行为”以及“环境支持行为”。亲环境行为既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如家庭和社区）的节能、环保等行为，以及针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的生存与发展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同时也涉及到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通过发起或参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来倡导或推进相关议题。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面向普通大众提倡与鼓励“亲环境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现实需求引发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概念框架、测量工具、理论取向以及心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将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整合已有的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亲环境行为的界定与概念结构
Ｓｔｅｒｎ将亲环境行为界定为“能够对提高物质或能源的实用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以及“能够积极地改变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结构和动力的行为”。作为一种直接指向他人福祉、群体利益或组织利益的行为，亲环境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特殊形式，也是亲社会行为概念表征体系向“亲群体”概念的延伸。这类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环保行动（比如加入环境保护组织）、在公共领域非直接针对环境本身的行动（比如发起或参加与环境议题相关的请愿活动）、私人领域中的环境主义（比如节能、购买可循环利用的产品）以及工作场景中的亲环境行为（比如设计环保产品）。亲环境行为还具有积极或消极的溢出效应，积极的溢出效应是指某类亲环境行为会引发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而消极的溢出效应则是指某种行为抑制了其他行为的出现。Ｈｅｒｔｈｅｒ等人的研究指出，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受到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影响。外部的物质激励会导致积极效应，但它也会损害内部动机的功能，当外部激励撤销以后，积极溢出效应随即消失；而内部动机则会通过提高个体的环境认同来促进积极溢出效应的稳定、持续增长。所谓环境认同指的是，当感知到最初发起的亲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后果时，个体会将自己纳入到关心环境议题、对环境友好的那一类人群中去，这类群体具有明显的亲环境特性，个体因而会稳定而持续地认为自己是“亲环境”的，因而会在未来继续做出亲环境行为。
以往研究者将亲环境行为看做是一个“单维结构”，缺乏对行为背后心理结构的精细刻画。基于一百多项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以往研究都没有明确考虑行为的多样性和维度结构。鉴于此，Ｌａｒｓｏｎ等人提出了亲环境行为的多维结构假设，并采用开放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得出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四个主要维度：（ａ）日常的环保行为（例如家庭或社区废物回收、节电节水和购买节能产品），（ｂ）私人土地管理（本地的生态保护、参与社区生态保护和生态监督），（ｃ）社交性环保主义（基于社会联结的环保行动、加入当地环保组织、与他人共同商讨或实际参与解决社区环境问题），（ｄ）环保公民行动（投票支持当地的环保政策、签名参加有关环保议题的请愿活动、环保募捐）。上述四个维度在一个嵌套式的系统中划分了亲环境行为的类型，这些类型涵盖了家庭、社区、更大范畴的环保组织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并由此将行为的指向由家庭利益拓展到社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此外，对现代社会成员而言，工作场所是社区之外的另一种经常身处其中的公共活动空间。企业组织背景下的亲环境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研究重点。Ｐａｉｌｌé等针对亲环境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借以理解人们在企业背景下发起亲环境行为的心理结构和行动逻辑。ＯＣＥＢ的第一个因素是环保人际互助行为，即通过员工之间的互助来提升企业组织的环境软实力，例如帮助同事提高环境保护的知识或技能；第二个因素是环保公民行动，即志愿参加组织内部的环保项目或行动；第三个因素是环保发起者行动，是指员工在组织内主动发起绿色行动，例如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向组织建言，或者合理处置可循环利用的物品。总之，从概念结构来看，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多维模型，上述研究也可以为编制和应用可靠而有效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奠定基础。
二、亲环境行为的测量
准确而可靠的测量工具是探索行为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日益重视行为测量模型的科学性与可重复性，并借用更为丰富多元的方法整合出更有效力的测评结构。纵观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对行为的测量是伴随着提升与局限而不断走向成熟的，我们可以从测评维度的变化窥见这个领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行为测量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测量结构的抽象水平和整合程度不断提升。在早期测量中，亲环境行为的结构性偏弱，维度划分较为简单；随后出现的测量囊括了不同的行为类别，以及对亲环境类型的初步整合，但缺乏数据降维。比如，Ｍａｌｏｎｅｙ等人设计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只有１０个题目，作答者判断每条表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研究者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维度，分别是“消费行为”和“政治行为”。当然，这种在今天看来是“简单”的研究结果未必是不科学的，这也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环境问题本身就不像当今这么严峻与紧迫。在这之后，随着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也随之日益复杂。研究者为了提高行为概念的理论抽象水平，使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他们将原先零散而具体的行为条目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之下。例如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汇总为三个领域，一是普遍性领域，题目描述的行为尽可能多地覆盖了大多数人；二是多元化领域，题目反映了不同类型的行为；三是特异性领域，题目涉及到具体而微观的态度或行为表现。
第二，行为范畴涵盖了从个人到社会的跨度。
Ｓｔｅｒｎ等人在测量亲环境行为时考虑四种类型，即公共领域的非激进环保主义，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主义，私人领域的环保主义以及针对政府决策的环保倡议；Ｒｉｃｅ在后续的研究中基于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三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５２％）也与上述三种类型吻合。在这个模型中，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行动是指参加本地居民组成的环保委员会、针对环境议题与政府对话、组织与环境议题相关的沙龙或研讨会等；公共领域的非激进亲环境行为涉及到公共场所的环保行动、针对下一代的环境教育以及公共交往中的人际影响等；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涉及到个体对环保议题的关注与学习、个人日常消费和生活中的环保节能举措等。再比如上文提到的“亲环境行为四维结构”也是基于类似的思想，将亲环境行为的概念划定为由家庭到社区、再到更为宏大的社会与人类利益的范畴，因而亦可作为下一步编制测量工具的参考与依据。上述研究基于不同的领域而横跨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行为指标体系，使得亲环境行为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符合实际。
第三，测量内容中考虑到了较为细致的行为类别。Ｋａｉｓｅｒ等人采用３０个题目来测量一般性生态行为。这些题目测量了六类行为，分别是垃圾处理（例如“收集旧报纸”），保护水和能源（“洗衣服时不启用预洗功能”），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行为（“我使用无磷洗衣粉”），垃圾减排（“我喜欢用纸质的而不是塑料的购物袋”），自愿参加保护自然的行动（“我是环保组织的成员”）以及绿色出行（“我一般不在市区开车”）。可见其测量指标试图涵盖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
第四，新近的研究者更加重视系统地理解行为，也就是将动机和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图统合到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行为测量体系。Ｌｅｕｎｇ等人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整合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动机、信念和行为意图这三方面的测量。动机测量包括２４个表述，是有关个体发起环保行为的原因，其中涉及到内部动机、认同动机、反思性动机、外部动机以及内外整合性动机等；信念测量则用７个题目考察了个人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用６个题目考查了外部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排污测评给工业企业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反向计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是经过筛选的１２种具体的环保行为，例如“使用节能电器”。
基于这四个趋势可以看到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理论依据、分析和分类框架、测量内容范畴等方面的发展。但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目前尚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基于测量结果向真实情境的推广效力较低。正如其他社会行为那样（比如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等），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定义在被操作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一般将“行为意图”而不是行为本身作为直接的测量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行为意图可在一定程度上（但未必完全）预测真实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真实行为的研究难度更大且成本更高，即囿于研究手段，真实行为的数据很难在常规的“题目—反应”式纸笔测试模式下获取。这一局限导致测量结果在向真实行为外推的过程中遇到生态效度瓶颈。未来的研究应在范式和方法等方面寻求拓展，比如采用现场观察或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或引入质性研究范式用以挖掘更为系统和生态化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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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取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是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最初由Ａｊｚｅｎ等人提出。他们认为，行为意图是指导并引发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人们在特定议题下的行为意图是基于结果预期所形成的态度、主观规范（包括命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前者反映了个体预期重要他人针对特定行为的观点，后者反映了个体对重要他人的行动预期）和控制感（即个体对行为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程度的知觉）共同决定的。该理论强调行为意图在上述三个因素与实际行为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时强调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感这三者对行为意图的综合作用。该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一些需要深思熟虑和周详计划的行为，比如戒烟和驾驶。该理论对绿色消费和物品循环利用等亲环境行为的解释效度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以绿色消费为例，其行为意图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ａ）对行为后果的正面或负面的预期，进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态度；（ｂ）针对该行为的主观规范和习俗的感知，比如重要他人以及知觉到的大多数人是否赞同且实际践行此事；（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行为的实施，即知觉到的自我效能与控制感。
计划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框架，帮助研究者理解亲环境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在随后的理论演进中，研究者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首先是规范激活理论，它最初由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提出，并在其后的十多年间不断进行补充和修订。该理论认为，积极的行为干预是基于四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互动而实现的，这四个因素分别是社会规范、个人规范、结果预期和责任归因。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规范（可反映“重要他人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个人规范（个体持有“是否应该做某事”的观点）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个体在特定群体（如家庭、同伴群体、社区等）知觉到的社会规范会激活其个人规范，进而引发相应的行为。但是，行为的发生还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对行为所产生后果的积极预期，第二是对自身责任的准确定位。因此，从恶化的环境问题到人们发起行动介入干预，其中的心理历程包括逐步递进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并预期行动干预会改善这一情况；第二步：责任归因，即个体认为自己应该为环境问题负责；第三步：对社会规范的知觉，以及由此而激活“应该采取行动抑制恶果”的个人规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进而引发相应的行动。该理论关注行为的利他性，与亲社会行为研究中的危机干预模式有关，并注重挖掘利他行为背后的社会认知过程。随后的研究者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比如，Ｈｏｐｐｅｒ和Ｊｏｓｅｐｈ在１２２位居民中考察了“参加社区垃圾回收项目”的影响因素，发现上述“回收行为”受到社会规范、个人规范和后果觉察的影响，进而支持了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的理论。此外，Ｂｒａｔｔ在挪威的四个城市抽取了３０００名被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社会规范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总之，规范激活理论强调两类规范在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中所扮演的枢纽角色，这反映了“重要他人”的重要性，揭示了亲环境行为的“社会性”。
其次是价值—信念—规范理论。Ｓｔｅｒｎ等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态度做了进一步分析，着重考察人们在环境议题面前的关注点。他们认为影响亲环境行为的态度因素还应进一步细分为一般性态度和特殊性态度，前者是指关于环境的基本世界观和朴素生态理论，后者指在特定情境下对具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心理倾向。除此之外，在亲环境行为的前变量结构中还包括行为承诺与意图、个人价值观以及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制度性的约束因素或激励因素）。在此基础上，Ｇｒｏｂ提出了“环境行为模型”。该模型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亲环境行为，并针对此类行为提出四个主要的决定因素：（ａ）个人—心理价值观；（ｂ）环境觉知；（ｃ）控制感；（ｄ）情绪。Ｓｔｅｒｎ在随后的研究中继续充实计划行为理论，将亲环境规范的内化看作是引发行为意图的重要原因，并进一步强调个人价值观在亲环境行为规范内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Ｓｔｅｒｎ基于价值观的建立与维护及其背后的自我效能感来阐明个人行为规范的发生机制：亲环境规范的建立源于四个因素，即（ａ）价值观生成过程；（ｂ）生态世界观；（ｃ）觉知到消极后果及其对价值观的威胁；（ｄ）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现状，相信自己可以采取行动来降低上述威胁并保全个人价值观。当上述四个因素相继发生时，个体建立了关于环保议题的规范感知，并与个人价值观发生深度的整合，实现了规范的内化。
因此，上述两个方向的理论演进在此处相遇，分别探讨了个人规范的激活过程和建立机制，它们的共识是：个人规范的建立、内化与激活是影响亲环境行为的重要认知加工过程，同时伴随着一般性态度和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从而回应了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近年来，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基础上，不同理论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一项最新的研究也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经典计划行为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进行了整合，证实了整合后的理论模型对亲环境行为意图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此外还发现了“非绿色行为选择的吸引力”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生态世界观是以上两个理论对话的纽带，它既影响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三个核心变量，又影响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中的责任归属和行为责任感，而基于两个体系的变量最终都会引发亲环境的行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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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亲环境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在上述经典理论及其修正模型的启发下，后续的研究者开始基于不同视角来探讨亲环境行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以下将从人格特质、社会认知与情感、社会情境以及文化与宏观社会因素这几个方面分别对这些研究加以介绍。
首先，人格特质已被证实与亲环境行为有密切关联。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人格因素是自然连通性，它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现实和环境心理结构中将自身与大自然建立情感联结的特质，它是预测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一项基于社区居民样本和大学生样本的调查还发现了人格结构中的开放性维度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是个体对环境所持的态度和自然连通性特质。与人格特质类似的稳定性因素还包括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价值观，与环境议题有关的价值观也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Ｌａｔｉｆ等人调查了１ ０９８名来自马来西亚五大城市社区的居民，分析了居民所具备的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和其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环境知识影响环境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对居民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５６］。因此，环境教育者、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倡导亲环境行为的工作中应重视环境价值观和环保知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在社会知觉方面，新近的研究支持了个人信念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Ｒｅｅｓｅ等人基于德国公民的样本群体，分别验证了环境公正信念的三个原则（代际公正、生态公正、全球公正）对亲环境行为意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环保责任感和道德愤怒的中介作用。此外，社会判断过程中针对利弊和损益的权衡与取舍也会影响行为决策。在面临环境议题时，人们会面临“实现享乐”和“遵从环保规范”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环保行动往往会意味着要付出某种代价。基于“代价—收益”的基本前提，Ｓｔｅｇ等人在其理论框架中整合了价值观、情境和目标等因素，亲环境行为在此框架内遵循两条路径发生。第一是外部路径，即降低亲环境决策的代价；第二是内部路径，即强化规范性目标并内化亲环境的意识。相比外部路径，内部路径有赖于与之对应的价值观以及能够激活这种价值观的情境性因素，因而对亲环境行为的促进机制更为稳定。在一个更为综合化、多元化的亲环境行为框架内，社会知觉的作用依然系统地存在。一项基于韩国民众的调查分析了三类亲环境行为（绿色消费、好市民行为、积极环保行动）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三种社会知觉因素会驱动这些行为，第一，利他性价值取向通过消费效能知觉和环境关怀的中介作用而预测三类亲环境行为；第二，消费效能知觉和环境关怀正向且直接地预测好市民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第三，消费效能知觉唯一地预测积极环保行动。第三，在社会情感方面，个体对“所在地”的态度与情感会决定其如何对待脚下这片土地。“所在地”即生活地点，生活地点是连接个人与环境的纽带与载体，是个人在环境恶化的现状下寻求安全归属的物理条件。个人与生活地点的社会情感依恋被称作场所依恋，其测量工具包括四个维度：场所依赖、情感依恋、社会联系和场所认同。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情感，场所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Ｖａｓｋｅ等人针对１４～１７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场所依赖基于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而引发了亲环境行为，这表明增强个体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有助于促进其更加善待环境。Ｚｈａｎｇ等人在中国社区的研究发现，居民的场所依恋以及对灾难后果的觉知和价值观均可预测其亲环境行为意图，场所依恋比灾难后果觉知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更为明显，此外，与移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有关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比利己主义价值观更能够强有力地预测亲环境行为。
第四，外部的情境因素也会影响亲环境行为。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类型与亲环境行为存在对应关系。亲属关系对应环境议题下的利他行为和社区行动，同事关系对应成本节约行动和工业场景下的利他行为，邻里关系则对应社区问题解决、志愿者行为和废物利用等行为。另一方面，社会情境中与环保相关的信息会在特定情况下启动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意图。传统的做法是在公共场所（如宾馆）设立环保宣传标识，借以提醒人们调节自己的行为。这类标识所表述的是描述性规范，例如“绝大部分客人会使用他们自带的洗浴用品”。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等人实地观察并比较了住店客人在看到不同的环保宣传语时的行为，揭示了其中更为精细的社会心理机制：比上述的描述性规范更为具体的偏狭性规范更容易促进亲环境行为，例如“曾入住本房间的绝大部分客人都会使用他们自带的洗浴用品”。第三方面，情境中的信息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往往是与认知过程（如动机、社会性解读）交织在一起对行为产生影响。Ｍｉａｏ等人比较了消费者在居家场景和出行场景（入住宾馆）下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动机后发现，亲环境行为并不具备跨场景的一致性，即个体在一种场景下的行为模式无法预测其在其他场景下的表现。与出行场景相比，被试在居家场景下更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节能、再循环、再利用和绿色消费）；另外，亲环境行为的动机因素也会因场景的不同而不同，遵从规范动机（即应该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是居家场景中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享乐型动机（追求个人舒适和愉悦）则会在出行场景下显著地预测亲环境行为。除了内外因在平行层面上的交互作用，个体内部对情境因素的解读也是至关重要的。Ｈａｎ在整合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旅行途中的亲环境意图，一方面验证了上述两个理论框架中的核心变量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调节变量：即非绿色行为选择的吸引力，当这个吸引力较低时，态度、行为控制感和道德义务等变量可以更为明显地预测亲环境意图。而这个吸引力的高低，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社会性解读。这种解读的基础是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体系（即社会认知图式），解读的过程会指引个人的行为向图式预设的方向迁移，进而实现对行为的广泛影响。一项针对航空旅客的在线调查发现，乘客参与二氧化碳排放补偿行动的意愿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相信在旅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会给气候变化带来消极影响；第二是在其他场合下业已形成的亲环境意识带回到飞行旅途中的迁移效应；第三是相信亲环境行为对自身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文献中的研究揭示了特定场合下的信息呈现对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亲环境行为背后的机制亦可支持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在外部信息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路径上，个体基于社会认知图式对信息所进行的解读和重构会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第五，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更为宏大视野下的背景性议题。首先是组织背景。这一背景下主要探讨上文提到的亲环境组织公民行为（ＯＣＢＥ），研究者提出了该行为的三因素模型，借以理解亲环境行为在企业背景下的心理结构和行动逻辑。这个模型中的几种行为都与组织环境、群体气氛有关，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员工感到组织为其提供了较多支持时，这种积极的感知会通过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而促进亲环境行为。其次是文化心理背景。Ｌｅｕｎｇ基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跨文化样本考察了世界主义的基本心理结构及其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世界主义的概念框架是一个三要素模型：（１）文化开放性，包括接受外来事物、学习外来文化知识；（２）全球亲社会性，即对于不同文化的广泛性尊重和提升基本人权的道德责任感；（３）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即能够容忍并欣赏文化之间的差异。Ｌｅｕｎｇ等人的研究发现，总体的世界主义取向与亲环境行为、亲环境动机和亲环境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世界主义取向中的全球亲社会性对“支持环保运动”“环保行动意愿”和“支持将环境质量好坏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等行为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第三是教育政策和总体受教育背景。Ｍｅｙｅｒ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欧洲民意调查的数据后发现，在欧洲义务教育的政策变迁背景下，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在认知层面上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增多了，在行为层面上也会更多地采用对环境友好的方式。
统观上述五点，在社会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当前针对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已涵盖了微观层面上的人格特质、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信息，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政策和文化等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内容。不断更新并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体系对经典的亲环境行为理论形成了强有力的修订、补充与提升，使得这一领域的理论建设日趋成熟与完善。
五、展望与结论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以往的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对象以成人群体为主，即探讨成人在日常消费、公共活动空间以及社区自治等议题上针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关注和行动立场。成人的亲环境行为概念范畴涉及到从个人健康、家庭、社区到整个社会乃至由全人类利益所组成的嵌套式系统，但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内部结构可能与之不同，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挖掘。对于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以往研究较多地关注此类行为的“亲社会性”，即探讨青少年在社会交往和群体适应过程中针对人文和社会环境所做出的积极行动，亲社会行为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和群体适应水平，且具有利他性特征，在行为范畴上尚未扩展到更为宏观的环境议题。事实上，相比年长的社会成员，青少年与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度更高，因为他们将有更长的时间去面对人类社会过去和当下针对环境犯下的错误，并对此负责。但已有研究者发现，在面对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威胁时，青少年的反应并不相同。一部分青少年的公民参与意识、个体责任归因以及集体效能感会得到提升；而另外一些青少年则对环境议题反应消极、态度冷漠，甚至表现出排斥和拒绝。因此，青少年在发起亲环境行为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更为复杂的动机因素的影响，青少年自身认可的亲环境行为也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将促使研究者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体系去理解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
（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整合
亲环境行为在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但是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干预、辅导和教育等实务领域的研究是相对不足的。未来研究应探索如何将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测评工具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应用于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从而为制定相关的环保政策和环境教育方案提供参考。要实现这种应用则需要完成以下两个方面的整合，第一，将理论研究成果与环保类政策制定中的若干要素加以整合。制定政策的目的之一是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而对相关行为背后的心理与社会机制的深入了解与剖析则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快找到影响人们遵守政策和规范的关键性要素，这与企业在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之前所做的“用户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将理论研究成果与亲环境行为教育实践加以整合。关于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帮助学校和社区教育者站在心理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亲环境行为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进而在设计教育或干预方案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结 论
综上所述，亲环境行为对于整合个人、家庭、社区乃至全社会与全人类的环境诉求和生态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近２０年来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和教育干预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现实需求驱动下，环境心理学家针对其概念界定与结构、测量工具、理论模型和社会心理机制等方面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综述，本文梳理出以下观点：第一，亲环境行为既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的节能、环保等行为，也涉及到在公共生活领域通过组织或参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来发起针对相关议题的倡导、倡议等社会行动，此外还涉及到针对人类生存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所处的环境系统而抱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亲环境行为不但反映了个人对环境议题的积极关注和具有正向价值的行动逻辑，而且也体现了在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系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市民精神或公共意识。第二，从概念结构来看，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多维模型，基于概念结构的行为测量是同时伴随着提升与局限而不断走向成熟的。在相关研究的演进过程中，测量结构的抽象水平和整合程度不断提升；行为范畴涵盖了从个人到社会的跨度；测量内容中考虑到了较为细致的行为类别；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图被统合到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行为测量体系。第三，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理解亲环境行为内部机制的代表性理论，在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基础上，不同理论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第四，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下，针对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特质、社会知觉、社会情感、社会情境以及文化与宏观社会因素这几个方面。这些内容已涵盖了微观层面上的人格特质、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信息，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政策和文化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内容。第五，当前的研究尚存在几点不足，一是研究对象以成人为主，有待于向青少年群体扩展；二是行为测量内容以模拟情境或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意图为主，有待于向更为生态化情况下的真实行为扩展；三是当前研究以机制探讨和理论建设为主，有待于向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等应用领域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