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大体形成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美国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和英国的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不约而同出版了同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当代学者通常把这一巧合视为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就开始传人我国，当时的中国学者翻译了多部国外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也自行撰写了社会心理学教材与著作，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陆地区仿效了前苏联的学科建制，错误地把社会心理学划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因此，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社会心理学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1979年5月31日，中科院心理所的王极盛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文章，吹响了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大陆重建的第一声号角。
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大陆的重建与发展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相伴相随，在开放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推动下，社会心理学一方面不断深化原有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跨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边界，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与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从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引进与吸收，并在一些领域内开始了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成绩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迷茫与困惑。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对今后走向的确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具体策略。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三个走向，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以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现状的批判作为基础的，本文的观点可以为后继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或批判的草案。[中国心理学家网]
一、走向实践与应用
有些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各自状况。石秀印在1998年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应用多，理论少”。但是，王恩界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研究成果之后发现：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视的是理论研究和原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却对应用研究和社会热点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当代中国学者更愿意在西方原有的学科体系下进行深化探索，但是，西方原有的理论与概念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较差，每当学者们试图用其深入解释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实践时，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而大部分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有回避应用研究、躲进象牙塔进行精致的理论建构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选题策略的分析中明显地观察到。当前中国学者常用4种选题策略：第1种选题策略是基于学术引进和学术整理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32．4％；第2种选题策略是基于西方已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约占33．3％；第3种是反思性选题策略，约占12．9％，它是以批判前两种选题策略并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为主要诉求，这类研究基本上也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第4种选题策略是以解释或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18．4％，这类研究主要是以实践和应用研究为主。另外从发表成果的分类上看，发表成果中偏重于应用研究的约占25．6％，偏重于理论研究的约占74．4％。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和实践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现代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策源地美国，学者们非常重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之所以有着较高的学科地位正是因为它曾经并且正在为美国社会做出实际贡献。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几年中，关于敌己双方士气的研究、关于宣传战与心理战的研究、关于美国士兵的研究、关于劝说与沟通的研究、关于权威人格的研究等都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荣誉。1960年以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在社会政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应用中做出了贡献，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Edwin Hollan—der关于空间飞行中人际因素的研究报告受到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方面的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学家Judith Rodin由于其出色的应用研究，得以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听取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报告时提供证词，她认为当前现代社会的负担(能源危机、城市人口拥挤、贫穷、犯罪等)大部分是由人的行为问题造成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朗教育案中，美国高等法院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中就引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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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大体形成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美国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和英国的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不约而同出版了同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当代学者通常把这一巧合视为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就开始传人我国，当时的中国学者翻译了多部国外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也自行撰写了社会心理学教材与著作，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陆地区仿效了前苏联的学科建制，错误地把社会心理学划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因此，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社会心理学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1979年5月31日，中科院心理所的王极盛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文章，吹响了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大陆重建的第一声号角。
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大陆的重建与发展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相伴相随，在开放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推动下，社会心理学一方面不断深化原有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跨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边界，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与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从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引进与吸收，并在一些领域内开始了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成绩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迷茫与困惑。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对今后走向的确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具体策略。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三个走向，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以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现状的批判作为基础的，本文的观点可以为后继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或批判的草案。[中国心理学家网]
一、走向实践与应用
有些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各自状况。石秀印在1998年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应用多，理论少”。但是，王恩界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研究成果之后发现：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视的是理论研究和原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却对应用研究和社会热点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当代中国学者更愿意在西方原有的学科体系下进行深化探索，但是，西方原有的理论与概念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较差，每当学者们试图用其深入解释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实践时，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而大部分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有回避应用研究、躲进象牙塔进行精致的理论建构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选题策略的分析中明显地观察到。当前中国学者常用4种选题策略：第1种选题策略是基于学术引进和学术整理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32．4％；第2种选题策略是基于西方已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约占33．3％；第3种是反思性选题策略，约占12．9％，它是以批判前两种选题策略并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为主要诉求，这类研究基本上也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第4种选题策略是以解释或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18．4％，这类研究主要是以实践和应用研究为主。另外从发表成果的分类上看，发表成果中偏重于应用研究的约占25．6％，偏重于理论研究的约占74．4％。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和实践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现代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策源地美国，学者们非常重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之所以有着较高的学科地位正是因为它曾经并且正在为美国社会做出实际贡献。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几年中，关于敌己双方士气的研究、关于宣传战与心理战的研究、关于美国士兵的研究、关于劝说与沟通的研究、关于权威人格的研究等都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荣誉。1960年以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在社会政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应用中做出了贡献，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Edwin Hollan—der关于空间飞行中人际因素的研究报告受到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方面的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学家Judith Rodin由于其出色的应用研究，得以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听取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报告时提供证词，她认为当前现代社会的负担(能源危机、城市人口拥挤、贫穷、犯罪等)大部分是由人的行为问题造成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朗教育案中，美国高等法院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中就引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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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是：普遍从西方既有的理论和研究出发，有些国内学者甚至把它们生搬硬套于中国实际，其学术结果使得相关研究不时走进死胡同；另外一方面，反对这种西方化研究的学者与提倡开展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要么局限于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经验研究，罔顾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建设；要么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化，或者强调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文化异质性。迄今为止，那些站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试图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展开对话的学者，得出的最为普遍的结论是西方现有的理论实际上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中国文化，却始终未能提炼出自身的理论与之抗衡。中国社会心理学要进一步地走向实践与应用，可以借鉴2O世纪中国革命所形成的实践认识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升到理论高度，再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认识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论迥异，它也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与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实践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从实践出发的认识论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中国学者要以对本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的实践认识作为基础，进而参照西方理论形成的方法，将源于实践的认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再回到社会实践和应用中来检验其理论的有效性。
在实践认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当坚持如下几点：第一要以问题为中心，即围绕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选题。第二，研究者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的美国学者提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最终价值目标是要改善人的生活质量，这意味着研究者要有积极的姿态努力促进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生活消极方面做出反应。第三，研究成果应该能够被普通中国民众所理解，并且对社会有用，专业学者应该占领非专业性杂志或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第四，研究者应具有多学科的视角。作为一种引进的知识体系，社会心理学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学术历史所限定的条条框框，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可以采取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尽可能地考虑到研究领域内的所有变量，可以从微观水平出发，也可以从宏观水平分析。第五，相关研究既要重视社会利益更要重视个体利益，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是我国学术界的良好传统，但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中国学者应当增加对个体利益的关注。第六，研究应当采用多元方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实验研究和社会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结合起来，而不能有所偏颇。
二、走向多元整合
2O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研究面临着4种危机：首先是解释力的危机，其次是范式转换的危机，再次是学科的合理性危险，最后是潜在的分裂危机。这四种危机或日困境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界也客观存在着，但其表现形式却非常隐晦，往往是暗流涌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进步的种种障碍。社会心理学解释力的困境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科外部——民众的质疑；而范式转换的困境则来自于学科内部——学者之间的争论。这两种困境的根源则在于它绝对信奉理性主义而产生的合理性问题一重视研究的科学性和方法，却忽视了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随着本学科在中国不断发展，各种矛盾与困境所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可能是使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未来面临分裂的危险。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冲突首先体现在它的发展主线上。社会心理学传人我国不久，学术引进与学术自主两种学科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就出现了。其后，要求有机整合学术引进与学术自主，以加入国际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为目标的学术开放思想也卷入了这场冲突当中。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只是不同的主张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占据优势，简单而言，在学科恢复阶段中学术引进观念占据优势地位，在本土化研究活跃阶段学术自主观念占据优势地位，在学科体系深化阶段学术开放观念占有一定优势。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冲突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发展主线的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最为激烈的学术冲突之一。在科学社会心理学成型之际就存在两种研究取向的分歧，而中国社会心理学深受这种二元取向的影响，加之2O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空前繁荣，一些相关领域的重要思潮都对中国社会心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多元研究取向。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取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社会学、本土化是另外两种比较重要的研究取向。此外，文化人类学取向、社会生物学取向和建构论取向等虽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不大，但也都有各自发生作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心理学取向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化，而不同取向之间的交流与争辩却有所减少，出现了各自为政、漠不关心的局面。丰富的研究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对于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而多元取向分化与疏离的局面却对本学科的繁荣不利。
在研究课题和理论建构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逐步分化状况。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教学与研究人员日益增加，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但是，我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课题前后相关不大，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相关，时而还可以看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是琐碎并且缺乏体系的，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心理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当代中国学者也建构了一些新的理论，但这些新理论往往是对西方已有相关理论的改进与整合，能够得到国内同行认可并且有人愿意继续投入学术精力深入研究的新理论少之又少，后继者往往在没有证明前面新理论对错的情况下，就另起炉灶提出“新新理论”。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忽视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共同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系统、深入并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较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原有体系之上，却严重忽视了本国学者的已有研究。
以上冲突与分化似乎只是表象，而表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学科内部存在着多种社会心理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分歧。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金布尔指出，心理学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着两大阵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科学主义阵营主要以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组成；人文主义阵营主要以释义学和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两者在科学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内借鉴了多种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但是，目前这些多样的方法有各自的基本假设和哲学基础，缺乏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共同基础。应用不同方法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不可通约的学术结果，这些结果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引进并继承了过多的“旧范式”，但是，这些旧范式基本上都未能很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能够呼应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同时符合全球化趋势、适用于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新范式”的出现却不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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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心理学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大一统的理论，可以说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事。不幸的是，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真正地摆脱分裂与解体的困境，它必须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理论，宛如进化论之于现代生物学、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之于现代物理学。当前的社会心理学还没有这样的共同学术理论基础；而且我们也无法预期这样的理论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目前中国还未产生大一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许是一件幸事。首先，因为传统的大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研究领域，随后被推广到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来，获得了值得质疑的普遍性，这样的大理论基本上都未必能够成为整合社会心理学的共同学术基础。其次，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大理论基本上都具有排他性，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或多或少地排斥与其他理论进行深人的对话与交流。第三，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以来，一般不超过20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宏观理论，然而新理论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旧理论错了，而是因为旧理论存在某种缺陷，但新理论在弥补这一缺陷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他方面的缺陷，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新的宏观理论的出现宛如一只钟摆，不是偏向于此，就是偏向于彼，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在表达形式方面随着时代精神、科学技术与用词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看来，业已存在的这些宏观理论不但不能弥合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分歧和冲突，反而有可能会使分裂的困境雪上加霜。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找到科学主义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的结合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是有可能实现的。在我国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贾林祥提出用“大人文主义科学观”整合心理学界的各种冲突与分化；彭艳琴[121也提出“科学人文主义科学观”，即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合；吴萍ll3J提出了心理学的大科学观，即重构贯通实证研究方法与人文方法，探求心理机制和心理体验相对统一的大科学观；葛鲁嘉I141提出，新的科学观应该能在知识论心理学和价值论心理学之间建立一个中枢，这个中枢可以实现知识论心理学和价值论心理学的相互容纳和相互过渡。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整合不是无差别的统一，形成单纯的自然科学的社会心理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都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应该是一种有差别的统一，形成多种形态的社会心理学并存与共荣，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观、方法论、理论建构和指导思想等方面找到能够使多种分歧与冲突相互对话的共同点，并建立起有机的学术联系。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绝不能搞简单的折中和统一，而应该形成一种“不同而和”的多元整合的局面。实现中国社会心理学“不同而和”的多元整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了集体合力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
三、走向知识创新
知识可以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同时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社会心理学知识理应属于科学知识的一种。学科是人们智慧创新的结果，也是学者在知识创新过程中不断加以分门别类和系统整理的成果。当代社会心理学科，主要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方面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的成果体系。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创新方面的竞争结果，所以，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之为创新时代。我们所生活和工作的时代被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或日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中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在这样的时代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知识资源的只能是知识创新和学术创新，从前的学术权威、传统和范例作为“知识资源”的地位必须要让位于以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创新研究工作。创新时代是激烈变革的时代，权威与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旧时代的“知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缓慢的社会变迁既不能带动也不需要大量的知识创新活动。但在创新时代中，我们必须以实践认识论作为基础的知识创新活动确立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资源”，只有如此，中国社会心理学才有可能在今后获得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与学术地位。在今天，创新或者说社会文化的全面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而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责无旁贷地为全面创新发挥着指导与核心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科中有两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一种是引进性、重复性和验证性的研究，这类研究活动主要以国外社会心理学经典作为范本，对于从事其中的学者来说，这类研究比较容易取得成果、并且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另一种是具有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活动，这类研究工作具有相当的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学者们于其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后可能未得到新结论，抑或得到了新结论后却找不到适合的刊物来发表成果。这两种研究活动各有意义并且相互联系，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希望所在，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活动，才能对前者的研究形态加以变革，进而使之发挥传承与普及中国社会心理学创新研究成果的作用。简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不是没有创新，而是一直在围绕“学科建设”的思路进行创新活动，对于像中国这样没有社会心理学研究传统的国家来说，围绕“学科建设”进行创新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研究活动都以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科体系为中心，进行引进、验证和深化式的研究工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特点，缺乏对中国社会关怀的使命感。因此，我们的研究很难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对话，又很难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建设和谐社会的决策方案。所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必须要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把学者们的工作重心从“学科建设”转向“知识创新”上来，从注重理论价值和理论研究转向着眼于在社会实践中运用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规律。
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知识创新”的内涵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既可以是新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与理论的提出，也可以是对以往研究经验的新总结；既可以是由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导致的革命性创新，也可以是由研究领域的交叉与跨界而产生的局部创新。但所有这些知识创新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与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有关的实际问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创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创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技术创新，所谓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技术是指，通过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而提出的“以塑造国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标的相关技术”。从前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学者在创新工作方面往往是重理论、轻方法、无技术，通常只看重研究工作的理论价值而忽视其使用价值，但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史来看，缺乏使用价值的社会科学是很难被公众当作“科学”来接受和普及的。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自然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特性。但本文所谓的“知识创新”具有特定涵义，它是与以往中国社会心理学“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创新活动不完全一致，是一种“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建设为中心、以成果的社会应用为目标”的知识创新活动。从前围绕学科建设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创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科体系的限制，其主要建立在西方的概念体系和观念体系之上，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实践关联比较弱，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客体的研究而不是主体的研究，其学术殖民性质非常明显。本文通过为中匡I社会心理学确立新的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的知识资源，进而提出了从本土社会心理实践出发的知识创新走向，而沿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知识创新路径，中国社会心理学将最终有可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我们应该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充满信心，在知识创新过程遵循：由浅人深，由少到多，由点到面，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与扩展。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活动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等特性。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遵循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建设为中心、以应用为目标的基本原则，中国社会心理学一定可以通过知识创新的路径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
四、结语
我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吴江霖把生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看作是心理学的两大支柱，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知识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只有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同时发展、携手前进，才能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开创新的局面，使之真正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㈣。1949年至1979年期间，社会心理学与某些学科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当它开始在中国大陆得以重建时，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学术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如何在中国尽快恢复社会心理学研究，如何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何使之为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而服务，如何赶超国际社会心理学先进研究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中国学者做出有力的回答。在当前的时代里，中国社会心理学可以并且应该选择一条以实践和应用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之路；否则的话，中国社会心理学很可能会成为大学象牙塔内的展览品，或者成为学者们的一种智力游戏。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如果主要依据其学科的内在发展逻辑进行的话，其对民众与社会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未来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以现实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调整自身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策略。似乎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心理学今后的核心研究领域将是与社会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应用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必须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确保其科学性。当代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其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主要是通过具有严格控制特性的实验研究方法来加以保证的；而在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与实践领域中似乎没有什么绝对科学的方法，只有应用于科学研究中的适当方法。因此，中国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是多维并且兼容并蓄，其重要特征是能够与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相匹配。第二，要在研究中贯彻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对于像社会心理学这样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来说，在研究设计与研究实施的过程中学者们有必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在研究目标与成果应用方面，学者们还必须要秉承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即为个体的福利而开展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