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从哲学独立出来以后，主要沿着科学主义方向发展，并力图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目标，许多心理学家并不是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特性出发确立学科性质，而是模仿当时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门类确立自己的学科基础，特别是以物理学的观点看待心理学，同时以是否使用实证方法作为衡量自身科学性的核心标准。因此，科学主义的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及研究方法，寻求和建立心理活动的一般法则。科学心理学的缔造者之一费希纳借数学和物理的方法为其“范式论”寻找证据，建立了心理物理学，为科学心理学划定了一个基本范式，而冯特明显地承继了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采用分解、还原的方法建立实验心理学体系。华生等于脆抛开意识，把人看成是“动物”或“机器”，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一时成为心理学的通用术语。现代认知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6O年代，它是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衰落后对意识研究的回归。然而，现代认知心理学采用信息加工范型，在研究人类认知时过于依赖将认知系统与信息加工系统的类比，研究内容基本上是局限于认知结构与过程而不涉及文化、情感、价值等意义性内容，所以它陷人了一种对毫无生气的“箭框模型”的构建。这依然摆脱不了实证哲学的束缚。可以说，虽然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心理学的科学性，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但也同时导致了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偏差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的丧失。主流心理学模仿与采纳的是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就是人类心理的自然化；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则是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及实证方法的统治地位；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主流心理学无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对人类心理作了自然化的处理；在对待文化存在的问题上，主流心理学则有如下特点：一是研究发现的心理机制被认为是属于一般普遍规律而非特定环境及历史背景下的人类心理；二是揭示普遍机制的主要工具是实验程序，正像物理学的真空管一样；三是这些普遍规律不仅跨情境适用，而且跨种族适用。这使得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或者成为无文化的研究，或者成为了伪文化的研究。这是科学心理学的文化盲区在自身研究体系上的体现。金(U kim)和伯里(J W Berry)认为，“严格地依附于自然科学传统，阻碍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格根(Gegen k J)指出了自然主义模式的弊端，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随时间、地点、文化、历史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当心理学界开始意识到文化是人的属性的本质特征，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存在，人类心理是社会文化中的存在，是与文化共同创生的过程，心理事实与物理事实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主流心理学所采用的纯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则不利于在研究中把握人类心理的上述特征时，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开始反思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从而导致了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体来讲表现为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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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从哲学独立出来以后，主要沿着科学主义方向发展，并力图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目标，许多心理学家并不是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特性出发确立学科性质，而是模仿当时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门类确立自己的学科基础，特别是以物理学的观点看待心理学，同时以是否使用实证方法作为衡量自身科学性的核心标准。因此，科学主义的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及研究方法，寻求和建立心理活动的一般法则。科学心理学的缔造者之一费希纳借数学和物理的方法为其“范式论”寻找证据，建立了心理物理学，为科学心理学划定了一个基本范式，而冯特明显地承继了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采用分解、还原的方法建立实验心理学体系。华生等于脆抛开意识，把人看成是“动物”或“机器”，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一时成为心理学的通用术语。现代认知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6O年代，它是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衰落后对意识研究的回归。然而，现代认知心理学采用信息加工范型，在研究人类认知时过于依赖将认知系统与信息加工系统的类比，研究内容基本上是局限于认知结构与过程而不涉及文化、情感、价值等意义性内容，所以它陷人了一种对毫无生气的“箭框模型”的构建。这依然摆脱不了实证哲学的束缚。可以说，虽然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心理学的科学性，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但也同时导致了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偏差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的丧失。主流心理学模仿与采纳的是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就是人类心理的自然化；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则是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及实证方法的统治地位；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主流心理学无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对人类心理作了自然化的处理；在对待文化存在的问题上，主流心理学则有如下特点：一是研究发现的心理机制被认为是属于一般普遍规律而非特定环境及历史背景下的人类心理；二是揭示普遍机制的主要工具是实验程序，正像物理学的真空管一样；三是这些普遍规律不仅跨情境适用，而且跨种族适用。这使得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或者成为无文化的研究，或者成为了伪文化的研究。这是科学心理学的文化盲区在自身研究体系上的体现。金(U kim)和伯里(J W Berry)认为，“严格地依附于自然科学传统，阻碍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格根(Gegen k J)指出了自然主义模式的弊端，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随时间、地点、文化、历史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当心理学界开始意识到文化是人的属性的本质特征，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存在，人类心理是社会文化中的存在，是与文化共同创生的过程，心理事实与物理事实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主流心理学所采用的纯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则不利于在研究中把握人类心理的上述特征时，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开始反思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从而导致了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体来讲表现为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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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化心理学在批判主流心理学方法论，强调文化与心理的创生关系和互动关系，力图改变传统文化与心理学领域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模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是文化心理学在处理文化与心理关系的问题上，受制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执行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文化心理学无意中把实证论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自觉地以实证论的反面建立了自身的方法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化心理学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根基，从而使得研究缺乏历史性和现实性。如文化心理学的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很容易使自己陷入不存在对错的理论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和无法说明它自身对错的悖论中，使心理学失去目标，一切依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所做出的判断、解释而定。
由于文化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否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永远无法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新主流，新范式呢?在此，笔者不得不提到尼斯比特等人在东西方思维方式对比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前景。
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用哲学的、思辨的方法和经验反思的方法来研究思维差异，而是巧妙地设计实验l生的研究，系统地论证了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认知不同。尼斯比特和他的学生peng等人在名为《文化与思维方式：整体性与分析性认知》的论文中，系统地总结了以往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套解释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理论。尼斯比特认为，不同文化建得的社会不仅会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某一方面的信念，同时也会影响他们各自较深水平上的形而上学系统和认识论，甚至是他们认知过程的本质。．尼斯比特引用科学哲学家和人种学者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并且塑造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文明特点的社会心理因素差异，导致了东西方认知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现在依然存在于当今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为了弄清楚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特性，尼斯比特和同事将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一套著名方法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东西方认知方式的差异。尼斯比特认为，美国人喜欢把事物进行逻辑分解，注重将事物归类，然后寻找事物应该遵循的规律，而东亚人的哲学强调整体性，会将各种事物联系起来。因此东方人更趋向于准确地注意并记住背景细节的变化，而美国人则习惯于对一个场景所表现的中事物保持更多的关注。尼斯比特等人先后通过实验考察了东西方注意和感知模式的不同[6](P295)以及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视觉认知过程的巨大差异。在另一项研究中，尼斯比特等人发现在作决策的过程中，西方人重原则，东方人重“中庸”，这一点似乎也能应用到他们的选择。由于尼斯比特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系统地研究了文化对东西方人认知模式的影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影响的深入思考，随后John Gabrieli教授等人的研究更是说明了文化差异对脑功能的影响。为了确定文化的认知，他们用问卷调查，分析不同文化的人对社会关系的侧重点和评价，如个人如何对待家庭其它成员的失败。在两个小组中，具有更强的各自文化认知的人，也具有更强的文化特异的大脑活动类型。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工作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其结论主要来自于实验证据，而不像以前那些基于思辨的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具有说服力。最为重要的是，Nisben的理论没有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价东方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认为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从而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在许多方面，研究者们描述的文化差异反映了人类学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描述，并且对于那些曾经在亚洲生活过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那么值得惊奇。尼斯比特及其同事们并不是首先提出这种想法的心理学研究者，但是他们的这项研究在学术圈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它力图在一系列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的基础上定义和阐述文化差异，并且研究得出的理论向在过去40年里一直被奉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绝对真理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从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我们看到了文化心理学要真正成为心理学的主流就必须克服自身的局限，通过与当前主流心理学的整合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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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谋求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统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原本是统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科学观的不同导致了原本统一的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为分裂。主流科学心理学以实证外观的方式对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认知心理学就是这样。而传统文化心理学则以内省内观的方式对依赖于研究者的内部心理生活进行研究，二者均看到了人的心理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侧面。因此，心理学家不仅要研究具有自然属性的心理现象，还必须透过心理现象以揭示其所体现的深层心理意义；不仅要研究心理生活，还要研究其提升状态具有自然属性的心理现象，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真正复归到其应然的统一状态。
(二)谋求研究方法的互惠。研究方法的互补
互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我们看到人文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统计法、概率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抽象模式，而很多专门用于人文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也已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并在自然科学技术一直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上提供了意外的解决方法，比如信息论从热力学得到了它的形式启示之后，反过来又影响到热力学的解释，再如被纽曼和莫尔根斯坦按经济计量学的需要而调整的“博弈”或决策论，不仅对研究人类的行为作用很大，而且在自然科学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互惠互补的成功例证说明，任何科学的研究，其方法都应是多样化的，单一的研究方法必然会限制科学的发展。尼斯比特等人在文化心理学上所取得的成果就说明了这点。
(三)谋求心理学科之间的互谅互动。斯诺在题为“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对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对立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家对人文科学的轻视而造成的人文知识欠缺以及人文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淡漠而造成的科学知识的无知必然导致其相互攻击和分裂，而这种分裂必然使其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对同一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并因此而加剧其分裂。长期以来，科学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各自怀抱其自以为是的科学观，而固守其特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丰硕却无济于心理学的统一。若以其原有的研究价值取向为标准，科学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均无法实现其探求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共同目的。因此，科学心理学家关注文化心理学就是在拯救其自身，而出于同样的目的，文化心理学家也必须涉足科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因为科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文的，而真正的人文精神也定是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