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与个人分析离不开对心理咨询师职业动机的分析。心理咨询师的从业动机，不管是帮助他人、自我治疗、照顾他人、理智的求知欲、回报恩惠等较为常见、易觉察的动机也好，还是寻求亲密关系、获得控制感、自恋、窥伺等潜意识的、不那么光彩的动机也罢，都是推动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职业的直接内部动因。而追根溯源，这些动机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体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是个体未满足需要的体现。大量文献已证明了个体的早年经历与未满足需要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咨询师的各种职业动机，有必要深入源头对其成长经历进行梳理。1 创伤
“家庭的苦难极大地激发了我对人类行为的兴趣。也发展了我成为一名治疗师所应具备的个人能力。”
心理治疗师常常被称作“受伤的治疗者” (woundedhealer)，这是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因为他们在为别人疗伤的同时与也要治疗自己内心的伤痛，而他们的伤痛则源于自己或家庭遭受的种种创伤和不幸。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心理治疗领域的人来说，修复自己早期生活中伤痛和沮丧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 Elhot和 Guy(1993)发现，从事心理卫生职业的女性至少经历一次心理创伤的可能性较其他职业女性更高，这些创伤既包括了自身遭受的躯体虐待或性骚扰，也包括家庭成员的疾病和伤亡。Halgin(1995)的研究也表明，临床心理学家在“个人问题经历”和“家庭困扰经历”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社会心理学家，也就是说，虽然同为心理学专业工作者，选择从事临床工作而非研究工作的人受自身或家庭中的各种难题或困扰的影响更大，临床心理学家“解决个人问题”的动机更加强烈。许多心理治疗师也声称自己的确比常人经历的心理痛苦更多，这些经历增强了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烦恼的觉察能力，对他们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仍于第一章引言学习或受训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来说，创伤性的经历可以预测他们从事助人职业的意愿。立志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专业学生童年时性虐待和被忽视的发生率比非临床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以及商学专业学生都要高。KrouS和Nauta(2005)的研究也证明曾经的困扰对于助人专业学生为“缺乏照顾人群”提供服务的意愿具有很强的预测力。
性骚扰、虐待、身体缺陷、酒精依赖、物质滥用、家庭冲突、疾病、死亡等……阴霆笼罩着心理咨询师的童年，创伤带来的痛苦与泪水给心理咨询师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学习心理咨询知识成为他们抚平自己心中创伤，缓解内心冲突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伤痛的经历既激发了咨询师对人类心灵的关注和对行为的兴趣，更增强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内心体验的觉察力和人际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同时，自身的痛苦体验和自我治疗的经验还赋予了他们治疗和帮助来访者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那些带着疤痕的情感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他们理解他人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在咨询工作中比那些没有经历创伤的人具备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和优势，并最终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
2 亲职化
“我不得不发展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的敏感性，学会如何防止和抚慰父亲的愤怒，想办法让母亲不再卧床，还要逗弟弟开心，由于他的到来母亲出现了短期的抑郁。”
照顾别人的愿望往往源自心理咨询师亲职化的经历。亲职化，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所应提供的角色与责任。亲职责任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亲职任务，比如做饭、打扫、洗衣等家务劳动，或是照顾失能父母或看护幼小弟妹，以及赚钱或管理家中财务等工作。另一种则是情绪性的亲职任务，亦即孩子对父母的情绪需求加以回应，扮演父母的咨询员，和平创造者或个人导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研究显示，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家庭呈现出特殊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他们很可能经历了亲子角色倒置或亲职化，常常被置于家庭看护者的角色上。Fusse发现，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经历了更多的亲子角色倒置。
缺乏照顾人群，包括少数种族、老年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乡下和市中心贫民区的人和有严重精神疾患者。在Racusin等人 (1981)的调查中一半的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的首要角色是对家庭的运转和养育承担亲职责任，这些治疗师觉得他们至少为一个家长充当了这一角色;还有的治疗师扮演着顾问或调停者的角色，他们须意识到家庭成员的情绪状况，为他人的忧虑提供意见和咨询，并为减少家庭紧张和解决争执负责，这两种角色几乎被四分之三的心理治疗师视为最重要的家庭角色。其实，不止是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许多助人职业的工作者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一项关于社工人员家庭经历与职业选择的大规模调查显示，1577名社工人员中2/3以上的人都具有扮演“看护”或“调停”角色的历史。
在心理治疗师的源生家庭中，家庭的贫困和生存压力、家庭成员的长期患病、父母酗酒或药物依赖、以及家长的各种不良情绪问题营造了一个功能不健全且持续处于应激情境下的家庭环境，在这样充满压力的家庭中父母通常无法尽到自己的养育和照顾责任，孩子的情感需要常常得不到满足。由于无法激发出父母的照顾反应，孩子开始变得善于预期他人的需要，并以这样的方式与父母相处。他们将自己未获得满足的关爱需要搁置在一边，扮演起“小大人儿”的角色，为受伤的父母提供慰藉，照料他们的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调节家庭冲突，缓和各方矛盾，这成为他们与父母最重要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策略会在个体成年后进入助人职业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因为助人职业正是他们童年角色的扩展和延伸。
另一方面，研究也证明了亲职化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助人职业。具体表现为，具有亲职化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心理咨询培训而不是艺术设计培训，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的父母的照顾水平(尤其是母亲的照顾水平)显著低于艺术专业学生。以临床为职业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在14-16岁时的亲职化经历比商科学生多。与工科学生相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认为自己更有责任解决家庭中的问题，让每一个人高兴;在童年时也更有可能以知己的身份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帮助。为了解决自己童年时期未满足的需要，父母会向这些未来的心理治疗师寻求现实和情感的关怀，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家中扮演家长的角色，或公开地承担家庭中的琐事，并且/或者隐蔽地扮演知己或家庭冲突的调节者，只有当他们为别人提供支持之后才能获得家庭的养育和扶持，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概念大都源自帮助和照顾别人。亲职化的个体从小就扮演着助人者的角色，后来选择助人职业一方面是由于照顾别人是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另一方面也是公开承认和满足他们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
转载请注明引自：http://www.cnpsy.net/ReadNews.asp?NewsID=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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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与个人分析离不开对心理咨询师职业动机的分析。心理咨询师的从业动机，不管是帮助他人、自我治疗、照顾他人、理智的求知欲、回报恩惠等较为常见、易觉察的动机也好，还是寻求亲密关系、获得控制感、自恋、窥伺等潜意识的、不那么光彩的动机也罢，都是推动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职业的直接内部动因。而追根溯源，这些动机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体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是个体未满足需要的体现。大量文献已证明了个体的早年经历与未满足需要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咨询师的各种职业动机，有必要深入源头对其成长经历进行梳理。1 创伤
“家庭的苦难极大地激发了我对人类行为的兴趣。也发展了我成为一名治疗师所应具备的个人能力。”
心理治疗师常常被称作“受伤的治疗者” (woundedhealer)，这是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因为他们在为别人疗伤的同时与也要治疗自己内心的伤痛，而他们的伤痛则源于自己或家庭遭受的种种创伤和不幸。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心理治疗领域的人来说，修复自己早期生活中伤痛和沮丧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 Elhot和 Guy(1993)发现，从事心理卫生职业的女性至少经历一次心理创伤的可能性较其他职业女性更高，这些创伤既包括了自身遭受的躯体虐待或性骚扰，也包括家庭成员的疾病和伤亡。Halgin(1995)的研究也表明，临床心理学家在“个人问题经历”和“家庭困扰经历”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社会心理学家，也就是说，虽然同为心理学专业工作者，选择从事临床工作而非研究工作的人受自身或家庭中的各种难题或困扰的影响更大，临床心理学家“解决个人问题”的动机更加强烈。许多心理治疗师也声称自己的确比常人经历的心理痛苦更多，这些经历增强了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烦恼的觉察能力，对他们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仍于第一章引言学习或受训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来说，创伤性的经历可以预测他们从事助人职业的意愿。立志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专业学生童年时性虐待和被忽视的发生率比非临床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以及商学专业学生都要高。KrouS和Nauta(2005)的研究也证明曾经的困扰对于助人专业学生为“缺乏照顾人群”提供服务的意愿具有很强的预测力。
性骚扰、虐待、身体缺陷、酒精依赖、物质滥用、家庭冲突、疾病、死亡等……阴霆笼罩着心理咨询师的童年，创伤带来的痛苦与泪水给心理咨询师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学习心理咨询知识成为他们抚平自己心中创伤，缓解内心冲突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伤痛的经历既激发了咨询师对人类心灵的关注和对行为的兴趣，更增强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内心体验的觉察力和人际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同时，自身的痛苦体验和自我治疗的经验还赋予了他们治疗和帮助来访者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那些带着疤痕的情感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他们理解他人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在咨询工作中比那些没有经历创伤的人具备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和优势，并最终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
2 亲职化
“我不得不发展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的敏感性，学会如何防止和抚慰父亲的愤怒，想办法让母亲不再卧床，还要逗弟弟开心，由于他的到来母亲出现了短期的抑郁。”
照顾别人的愿望往往源自心理咨询师亲职化的经历。亲职化，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所应提供的角色与责任。亲职责任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亲职任务，比如做饭、打扫、洗衣等家务劳动，或是照顾失能父母或看护幼小弟妹，以及赚钱或管理家中财务等工作。另一种则是情绪性的亲职任务，亦即孩子对父母的情绪需求加以回应，扮演父母的咨询员，和平创造者或个人导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研究显示，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家庭呈现出特殊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他们很可能经历了亲子角色倒置或亲职化，常常被置于家庭看护者的角色上。Fusse发现，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经历了更多的亲子角色倒置。
缺乏照顾人群，包括少数种族、老年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乡下和市中心贫民区的人和有严重精神疾患者。在Racusin等人 (1981)的调查中一半的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的首要角色是对家庭的运转和养育承担亲职责任，这些治疗师觉得他们至少为一个家长充当了这一角色;还有的治疗师扮演着顾问或调停者的角色，他们须意识到家庭成员的情绪状况，为他人的忧虑提供意见和咨询，并为减少家庭紧张和解决争执负责，这两种角色几乎被四分之三的心理治疗师视为最重要的家庭角色。其实，不止是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许多助人职业的工作者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一项关于社工人员家庭经历与职业选择的大规模调查显示，1577名社工人员中2/3以上的人都具有扮演“看护”或“调停”角色的历史。
在心理治疗师的源生家庭中，家庭的贫困和生存压力、家庭成员的长期患病、父母酗酒或药物依赖、以及家长的各种不良情绪问题营造了一个功能不健全且持续处于应激情境下的家庭环境，在这样充满压力的家庭中父母通常无法尽到自己的养育和照顾责任，孩子的情感需要常常得不到满足。由于无法激发出父母的照顾反应，孩子开始变得善于预期他人的需要，并以这样的方式与父母相处。他们将自己未获得满足的关爱需要搁置在一边，扮演起“小大人儿”的角色，为受伤的父母提供慰藉，照料他们的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调节家庭冲突，缓和各方矛盾，这成为他们与父母最重要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策略会在个体成年后进入助人职业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因为助人职业正是他们童年角色的扩展和延伸。
另一方面，研究也证明了亲职化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助人职业。具体表现为，具有亲职化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心理咨询培训而不是艺术设计培训，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的父母的照顾水平(尤其是母亲的照顾水平)显著低于艺术专业学生。以临床为职业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在14-16岁时的亲职化经历比商科学生多。与工科学生相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认为自己更有责任解决家庭中的问题，让每一个人高兴;在童年时也更有可能以知己的身份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帮助。为了解决自己童年时期未满足的需要，父母会向这些未来的心理治疗师寻求现实和情感的关怀，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家中扮演家长的角色，或公开地承担家庭中的琐事，并且/或者隐蔽地扮演知己或家庭冲突的调节者，只有当他们为别人提供支持之后才能获得家庭的养育和扶持，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概念大都源自帮助和照顾别人。亲职化的个体从小就扮演着助人者的角色，后来选择助人职业一方面是由于照顾别人是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另一方面也是公开承认和满足他们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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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丧失与孤独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怀抱着这样的希望而选择了心理治疗，那就是我们可以在亲密关系中成为他人前进的推动力，而不用担心会经历早年寻求爱和友谊时，尤其是在家庭中遭受的伤害和失望。
丧失和剥夺是心理治疗师成长历程中时常浮现的主题。Bamett(2007)发现，几乎每一个心理治疗师在20岁之前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丧失，客体关系理论家冈特瑞普三岁半时目睹了18个月大的弟弟死在母亲的腿上;荣格三岁时患湿疹并经历了与母亲短暂分离带来的创伤;克莱茵在十八岁时遭受了多重丧亲之痛和父亲过世所致的物质剥夺。在她访谈的9名心理治疗师中，有的人的父亲在他童年时就丧生或离开，导致随后的生活中母亲拒绝或缺乏与他们的情感交流;有的治疗师童年时期生活在寄宿学校或不在家中居住，致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还有的人因不断搬迁和频繁更换学校而不敢依恋任何人或任何地方，因为知道终将再次离开。Fussell (1990)开展的比较研究也表明，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童年时父母亲缺失的发生率更高，这往往是由于父母的死亡、长期患病、离异或分居等原因造成的。另有调查显示，照顾型职业从业者比非照顾型职业从业者童年期经受的创伤和情感剥夺更多，42%的照顾型职业从业者在童年时都曾与一方或双方父母分离。正如 Maede所说，心理治疗师“匆匆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却缺少儿童应有的温暖、保护和爱”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亲人丧生、长期患病、还是父母离异、迁居，早期生活中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关爱的权利被剥夺，沟通的渴望遭到拒绝的经历导致心理治疗师正常的亲密、爱和依赖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满足，心理发展过程停滞，无法顺利过渡到下一发展阶段，因此成年后在亲密、信赖和分离方面仍然存在困难。由于未能与养育者建立安全健康的依恋模式，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也会出现各种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经历外，造成心理治疗师早年亲密感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朋友。心理治疗师童年的孤独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独特的家庭背景有关，比如很多心理治疗师都具有东欧血统，是犹太人的后裔，在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都与身边的同伴不同;还有的心理治疗师身体上有某种缺陷，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使他们在学校或社区中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被排斥，甚第一章引言至被嘲笑和侮辱。还有一部分治疗师个性沉默、内向、敏感、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善表达，无法很好地融入同龄人的圈子，因而缺少亲密的伙伴[38]。总之，这些心理咨询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同龄人相异或相疏离，没有知心的好友可以吐露心事或分担痛苦，由于缺少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的经历和体验，必然妨碍了成年后正常的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
心理治疗师早年生活中与家人和朋友缺乏情感联系和亲密体验，丧失信任和依恋的经历致使他们的亲密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才不得不通过职业活动来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白。而心理治疗则恰巧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让他们可以与人交往，避免孤独，却不需要长期的承诺;可以获得安全的人际亲密，同时又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没有任何个人卷入。这种与来访者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愉悦与满足，是其他任何职业和任何人无法提供的，许多心理治疗师似乎都需要，并且确实在治疗关系所提供的可靠亲密关系中获得了强烈的缺失感。
4 自恋受损
自恋的需要最早出现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通过“足够好”的环境和养育得以满足。当父母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认可、夸奖、爱和尊重时会阻碍需要的满足，这种负效应将会在无意识层面持续，直至成年后形成无法忍受失败、自我夸大和对爱与关注过分渴求的性格特征。自恋受损的结果是个体的自发性和“真我”不能对他们的养育者做出反应也得不到确认，进而发展出一个“虚假的自我”，通过追求完美和培养理想的自我形象来保护他们的局限和弱点。受到歧视和排斥、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早期的创伤、家庭中的疾病和秘密、父母的限制和家庭贫困等经历都会让个体产生不如人、自责甚至被羞辱的感觉，都可能引起他们渴望被爱和被赞赏的需要。
心理咨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满足咨询师受损害的自恋需要。助人者高尚是 Kottler(1993)创造的一个术语，指当心理治疗师感到对来访者重要而有帮助时所体验到的愉快感，使它超越了职业满足，源自作为一名好治疗师以及作为一个好人的确认感;爱和认可，心理治疗师很容易将被爱、被感激和被认可的需要，甚至有帮助和被赞成的需要投射到来访者身上，他们的价值感、重要感、受尊重感和自信心也会通过他们来访者的反应获得满足;无所不能，心理治疗能引发治疗师无所不能和浮夸的感觉，来访者的生活问题实际上为治疗师提供了满足他们无所不能需要的机会，换句话说，心理治疗和咨访关系强化了治疗师一方根深蒂固的知晓一切正确答案的需要;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来访者对治疗师的认可成为治疗师自我确认的来源，而来访者的改善则再次肯定了治疗师选择了正确人生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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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良师益友
这里的良师益友包含了三种角色，其一是心理治疗师读过的书籍，其二是他们曾经的老师，身边的亲友或者邻居，其三是他们的个人治疗师。与其他学者强调创伤性的经历不同，Noreross 1989)位杰出的心理治疗师的调查表明，这些治疗师并未出现过与源生家庭有关的心理困扰，相反，他们认为家庭关系或家庭角色对于他们选择心理治疗师职业的影响并不大，而重要的是得益于榜样的引导。“书籍绝对是我刺激的主要来源，我会阅读一切我所能读到的……这一周我还在读《汤姆·史威夫特》，下一周我就在读《罗马帝国衰亡史》。”
许多心理治疗师在儿童时期就酷爱阅读，他们不仅在书中找到了克服自身障碍的途径，书籍也赋予了他们勇气与力量，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更激发了他们最初对人类行为原因的思索。他们以一切古代的或现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或艺术家为导师，从释迎牟尼 (GautamaBuddha)、伊壁坞鲁(EPicurus)、爱比克泰德(EPietetus)、马可·奥勒留 (MarcusAurelius)等思想家哲学家到艾米莉·迪金森 (EmnyDickinson)、胡丽亚·德·博赫斯(Julia deBurgos)、阿尔伯特·梅米 (AlbertMernmi)、弗朗兹·法农 (FrantzFanon)、库尔特·冯内果 (Kurtvonnegut)等文学家，他们贪婪地从文字中汲取一切伟大思想的精华，洞悉到人类心灵的纷繁。“从俄罗斯文学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如加缪、萨特)，……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的人物，一种新的可能，一门新的课程，让我可以去学习充满活力的人类互动的世界。…;;随些书教会我透过表面去寻找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去探寻贯穿在行为中线索。我开始着迷于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事情的心理基础，试图理解自己和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阅读不仅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更激发了他们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对人的好奇心，不仅如此，心理治疗师在学校期间也会表现出善于思维的特征和学业上的卓越，兴趣和知识的累积都为他们后来选择心理治疗奠定了基础。“我的爷爷是个热心的学生，他经常花很多时间带我一起研究人的面部表情。我非常喜欢他。从我有记·忆以来，他总是坐在药店门前或者家里门廊的长椅上，将我放在他的膝头，观察着过往的行人。他会轻柔地在我耳边低语，让我注意路过的某个人，告诉我观察他的脸。‘看那个人，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的表情一一他心里正为一些事情而担忧。’‘那个妇女的嘴被吝音包裹着，看看它闭的多紧。’‘那个男人很有尊严，值得信赖，个性坚强。’……他会仔细看着我同学的照片告诉我哪些人腼腆而畏缩，哪些人外向，哪些人可以信赖哪些不可以。我非常敬畏他，更敬畏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对我而言，似乎他总是正确的。”
生活在心理治疗师身边的人也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个人可能是他的祖父母、姑妈或者父母等直系亲属，也可能是他的邻居、老师、或同学的父母等熟识的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心理学家或社工人员，从事着专业的助人工作，有的则勤于思考、善良热心，乐于助人，他们激发了心理治疗师理智的求知欲，最初对人类心灵的关注，对治疗工作的兴趣，学习的热情和一种有意义且指向于人(people-focused)的工作愿望，同时也成为心理治疗师模仿和学习的榜样。Nauta(2005)发现，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从事教育或助人职业对助人相关专业大学生服务于缺乏照顾人群的意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He卿和他的研究团队也指出了心理治疗师早期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两类角色:一类角色是“榜样”，或者“认同的理想人物”;另一类角色则是“激励者”。“记得在我19岁那年，我坐在办公室外的等候室里，看着治疗师接连不断地迎接他们的来访者，就好像那是我自己，一名来访者带着焦虑、空虚、贪婪和痛苦出观在我面前。相比之下，临床心理治疗师的沉着、镇定、全面和自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要当心理治疗师，以上帝的名义。在我心中，这意味着完整、平和、摒弃依赖的需要、并且总是向周围散发着善良和幸福。
许多学者都肯定了接受治疗的经历对心理治疗师职业决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作用却存在巨大差异—“全”或“无”，即对于接受过个人治疗的人来说，这一经历对于他们选择职业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对那些从未有过该经历的人来说则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调查显示，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中，接受过个人治疗的人中有3/4都认为个人治疗在他们的职业发展中的影响最大。Henry和他的同事也发现，培训期间的心理治疗可以预测哪些学生将会继续追求最初的治疗角色而不是研究角色，这一研究为个人治疗影响心理治疗职业选择的观点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Backfield(19%)指出，虽然老师和教授在职业决策的早期阶段对个体最有影响，但心理治疗师的个人治疗师的作用则在于，巩固和坚定了这种选择行为。个人治疗是心理治疗师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化体验，个人治疗师将被这些未来的心理治疗师当作认同的榜样，而成功的治疗体验也坚定了他们对心理治疗有效性的信念，证实了转变的力量并促进了治疗角色的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