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联，是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正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赫勒所言，个体一出生即无可选择地被抛入到一个先在化、结构化、日常化的“生活世界”，并终其一生在不断再生产出自身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它解释了“个体何以既是社会绵延不辍的原因，又是由社会形塑而成的结果”，因此成为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论题。然而，为数不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同普通大众一样承受着“社会之重”，或因局限于布迪厄所谓的“学究眼光”，或因沉迷于米尔斯所谓的“悬置技术”，致使社会心理学陷入一种“社会失却”的状况。潜隐在这一状况背后的是学科分裂，或者更深一步地说，是“社会”与“心理”的相互疏离，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的两相对峙。这两种取向在理智传统、学科认同以及研究范式上彼此分殊，各自建基于对个体与社会的不同想象：前者是一种嵌入式想象，认为“个体”作为结点彼此相连，并嵌入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后者是一种原子化想象，只见“个体”，不见“社会”与“历史”。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心理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作为主要构成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则沦为边缘陪衬，孤处一隅。由于“还原主义”、“去‘社会’化”、“去历史主义”等痼疾积重难返，实验社会心理学最终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危机。这一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散去，其典型表征是：研究者习惯于从原子化个体及其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复杂的“社会”操作化为一组可能对个体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或调节作用的变量。由以上分析可见，回归“社会”是社会心理学寻求健康发展的可能路径。这不仅仅是由学理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发展的需求决定的。
那么，何谓“回归‘社会’”？所谓“回归‘社会’”只是一个隐喻，它具体是指摒弃原子化个体观，在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将“个体”置于“社会”之中进行思考。当然，还应当认识到，“个体”的存在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同时具有历史性，这意味着回归“社会”，必然绕不开“历史”。“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概念，由此在客观上为社会心理学回归“社会”指明了路径。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一种“心智品质”或“视角转换能力”，能够使人透过纷扰的诸般表象，深刻地“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事实上，早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推动社会心理学回归“社会”，戈克斯、斯特赖克、豪斯等社会心理学家已开出两剂“药方”：其一是回归米尔斯所力推的较为关注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的社会学传统，促进作为弱势一方的“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的繁荣发展；二是提倡跨学科的“交叉耕作”，增进不同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对话与沟通。这两剂“药方”互为关联，但以前者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心理学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路径便是从社会学中获得理论发展的资源。其与社会学共享同一核心论题的事实，决定了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上能够哺育“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具体而言，诸如涂尔干、马克思、布迪厄等社会学家，从个人遭际中抽绎出“社会整合”、“社会冲突”、“社会支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变迁”等公共议题，并发展出卓有影响的理论。这些理论对社会现实具有“照亮”作用，因此启引了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在此可以社会表征理论与社会支配理论的建构为例进行说明。前者作为欧洲版社会认知理论，系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在对涂尔干所提出“集体表征”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除涉及“社会整合”这一公共议题之外，还隐含着对“社会变迁”的关注。后者作为一种纵跨三个分析水平——系统水平、群际水平、个体水平——的群际关系理论，系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达纽斯和普拉图于20 世纪90 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新古典主义精英理论等启引下建构出来的，聚焦于“社会支配”这一公共议题。它同时也触及到另一公共议题——“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其焦点即是“基于群体的社会分化系统，何以能够实现其生产、维系与再生产”。这些理论不但未因从相关社会理论中汲取理论资源而失掉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视角，反而因此更具透视力，更能有效地达成回归“社会”的诉求。
返归本土实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给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只有回归社会，才能使社会心理学研究“接地气”、“增底气”、“添生气”，否则研究者只能是自我陶醉地生产着与现实相疏离——看不到“社会”，更毋提“社会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基于前文分析，回归“社会”的关键在于自觉发挥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切实增进“社会学”与“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偏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对话与沟通，以冀超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脉络中探究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