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论”作为影视剧的叙事点已经由来已久，电视剧《雷雨》和《橘子红了》热播的时候，学者们就已经在关注这个话题。2006年，作为消费符号的 “乱论”势头很猛，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冯晓刚的《夜宴》，蒋雯丽“美加净”广告事件，央视播出的电视剧《牡丹与玫瑰》和《荀慧生》（网友指出此剧涉嫌猥亵男童，有乱人伦）等六个媒介事件，尽管传播形式不同，但是它们不约而同的指向了道德问题——“乱论”。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中，“乱论”好比是洪水猛兽，它是一个道德禁忌，人们一般不把它引入公众视野。然而，2006年，大众媒介把它从后台拉到了前台，成为大众消费的符号。在消费“乱论”话题当中，大众获得一种“快感”体验。 在文学作品中，乱论情节只作为一种叙事的手段存在，起深化主题的作用。但是在文学作品影视化或者被改编的过程中，乱论情节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影视作品不仅将其最大化，甚至还将其中心化，成为影视作品叙事的焦点，大有无“乱论”不成剧的态势。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中，乱论成为整个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没有了乱论，这两部电影的故事就无法展开。对于影视作品中的乱论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道德的沉沦，从本质上看，乱论其实深刻的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倾向。
乱论成为消费符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我们逐步进入“特征日趋明显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个商品化的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消费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导向。尽管乱论是社会道德禁忌，但是它也不能摆脱被商品化的命运。它的生产严格遵循赤裸裸的商品逻辑而非道德逻辑，影视作品将它作为看点或消费点来生产，通过这个看点激发受众的“窥淫癖”，吸引受众的眼球，最终赢得电影的票房收入、电视剧的收视率或者广告的注目率。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媒介产品的制作者会挖空心思激发大众的消费欲望。美国文学评论家莫奈尔研究了著名作家的文学著作后认为，“不管我们有何种宗教信仰，多么有道德，色情幻想是人人都有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会理解为什么影视作品会不厌其烦地出现一些色情式的镜头和情节。影视作品的制作者深谙此道，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他们在与社会道德的博弈中寻求色情尺度的最大化。色情镜头和“乱论”这些道德问题只是他们利益的符号，只要能够带来更多利润，他们就可以为你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幻想”，社会责任和艺术性也只是符号而已。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大众传播手段的进步，大众媒介的触角已经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构成要素。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媒介正在改变着大众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我们社会已经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尤其视觉媒介以其影像的冲击力更加深刻的改变着社会大众，大众的审美趋向被大众媒介制造的影像所驱使。这种具有“不可争辩”性的“幻想”景观逐渐陷受众于被动的地位，受众丧失了对媒介制造的景观的批判能力，成为单向度的人。乱论影视剧的出现就是受众被媒介化社会俘虏的具体表现，受众对这些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内容不是抵制而是排队到电影院或者锁定电视频道接受。单向度的受众迷恋着影像媒介提供的乱论“幻想”，传统意义上的观众成为“幻想的消费者”。当然“乱论”成为影视作品的情节构成而被大众消费还是制片方和媒体的共谋的结果，受众被愚弄于他们股掌之间。经过制片方的包装和宣传，“乱论”登堂入室成为一个个影视作品的看点，供单向度的大众消费。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正式公映前，制片方和媒介就不断地炒作电影的导演、演员、拍摄地点以及影片的投资额，甚至大众媒介还会制造一系列的“幻想”。一方面，电影的制作方成功地宣传和推介了它们的电影；另一方面，大众媒介通过制造一个个“伪需求”和“幻想”赢得了收视率，获取了经济的利益。当然，乱论影视剧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觉文化背景。德波认为，景观已经成为以大众媒介所制造的“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而且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景观已经改变了大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大众对传媒的视觉影像产生了一种依赖。“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视觉图像僭越了文字的霸权几乎无处不在！……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成为我们文化的仪式。”视觉文化凭借视觉的冲击力优势深刻影响了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大众的一种“世界观”。视觉文化对电影的重要影响就是，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转变。叙事电影倾向于塑造人物性格，开掘深刻的主题，构造复杂的情节；奇观电影是一种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奇观电影执着于视觉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作用于观赏者的视觉快感，它的叙事性则比不上叙事电影。叙事电影的人物性格，主题和情节在强大冲击力画面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叙事电影的特征被奇观电影的画面全面支配。“乱论”是我们社会的道德禁忌，但是电影制造者给它穿上了美丽的外衣——影像，大众往往会在视觉冲击力量的遮蔽下完成对它的消费。从这几年国内的大制作电影看，有影响力的大制作电影，比如张艺谋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和冯小刚的《夜宴》，这些电影的情节展示、人物塑造和对白的编写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它们的画面很有视觉冲击力，观影者可以体验到视觉的快感。而观影者被视觉快感遮蔽眼睛的那一刹那，电影传统叙事的瑕疵则被忽略。走出电影院后的观影者才恍然大悟，但是你已经完成了对它的消费。乱论虽然是道德禁忌，但是在媒介制作者的包裹和加工下，它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走入大众视野。
“乱论”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大众文化文本，不可避免地成为快感的消费符号。费斯克认为，快感来自于宰制与反宰制的博弈之中，一定是权力对抗的结果。道德是社会权利的范畴，也是大众获得快感的场所。在这个道德快感场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权力之间的对抗。“乱论”话题的参与者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所持有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是以道德卫道士的身份出现的，另一方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乱论”问题，只是好事者的无病呻吟。道德卫道士使用符号权利来维护他们所恪守的传统道德，而另一方的人却抵抗着这种说法，他们质疑这种符号权利。这种观点的对抗之中，乱论话题的意义产生了，而且双方都可以体会到费斯克式的“快感”。乱论话题意义和快感的产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意见持有者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传统道德价值观，持有新观点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了自己群体的道德价值观。
另外，不同意见持有者的快感的产生还在于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感获得。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我们的消费不再是以生产为中心的被动的过程，它已经成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性的模式，我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物，而是人与商品——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到历史，文化和传播的所有层面。也就说，大众消费的过程就是一个建构自身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它是大众身份区分和文化差异的表征过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乱论”话题被功能化于大众与其社会身份和文化差异的关系之中，它的存在成为不同人群建构自身的工具。在乱论话题的讨论之中，话题双方都主动地介入这场交锋当中，大众通过消费乱论话题，说出自己的观点来强化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感，表征自己的文化差异性。道德卫道士指责影视乱论现象，认为这是对传统道德底线的挑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尤其是未成年人群（这一点在蒋雯丽的美加净广告事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交锋的另一方则认为，那些打着捍卫传统道德的人的行为是无病呻吟，小题大做。双方争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表明自己身份和文化差异的过程，这个结果是大众通过消费“乱论”话题实现的。
尽管影视作品中乱论情节出现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一些现实的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大众实现瞬间快感时，它就会被遗忘。在整个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乱论话题只是文化经济中的一个消费符号，步它后尘的消费符号还会有更多，而且也都会是昙花一现的话题。
编者：乱lun，有意写作乱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