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对旅游文化的分析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自法国兴起并迅速流行于北美各国的一股广泛的哲学思潮。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结构”理论对结构主义思潮的形成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其中包括宏观机械运动形式方面的力学结构研究，物理学方面的原子、基本粒子的结构研究，化学方面的分子结构研究，地质力学方面的地质结构、地球结构研究，天体物理学方面的天体结构、宇宙结构研究，生物学方面的生物体各层次结构的研究，等等。但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是瑞士语言学家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形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法国著名人类学家Levi-Strauss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基本原理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进行人类学研究，最终创立了人类学结构主义学派，从此结构主义到达颠峰和完善。
Levi-Strauss接受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文化也像语言一样有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语言的表层结构是音素，深层结构是音位；文化的表层结构是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深层结构则是隐藏在这些现象下面的人类心理的心智结构。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的任务就是透过文化的表层结构去发现人类心理的深层结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都隐藏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结构，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出这种内在的结构。”例如，在对亲属制度文化的研究中，Levi-Strauss认为：“人类学家发现自己是处于一种形式上的类似于结构语言学家所处的情形。有如音素一样，家族关系的称谓都是这些意义元素；也像音素那样，只有当家族关系称谓都整合在一些系统里时，他们才获得了意义。”也就是说，亲属制度的称谓制度是亲属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亲属称谓后所隐含的受人类心智结构制约的亲属之间的态度体系才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层意义。
对于什么是人类的心智结构，他解释说这实际上是内在于人脑的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客观世界的基础不是生产方式，也不是绝对精神，而是内在于人脑神经系统这个物质实体中的二元心智结构。”这种思想继承于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关于“人类的认知能力起源于分类”的思想。“最初期的人类思想处在一种非常朦胧的状态，可以说是完全不具备明确的概念，最早的分类体系是二元论的，或是二元对立的。”图腾分类制度是人类最原始的分类系统，通过对图腾制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很多人类早期思维的情况。所以，很多文化学者都对图腾分类制度有过透彻的研究。如果说人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人类的一切文化系统都产生于这种原始分类制度。杜尔干在社会学名著《原始分类》中写道：“图腾信仰的客体不是一些动物或植物，而是某种无名的和无个性的力量，这些力量处于这些客体的每一个之中，但又不和其中任何一个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图腾动物或植物仅仅是这种无个性力量可以看的见的象征，而这种力量本质上就是统治人类的社会力量。”另外，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分类”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到的权威作用，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分类系统，因而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因为一种分类体系代表的是这个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观念，人类才有可能产生概念和范畴这样的抽象概念体系，从而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搭建了框架。“所谓概念和范畴都是集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是通过社会的压力强加给个人的。因此概念的权威也就是社会的权威。”“特殊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产生与之相关的特殊分类与概念系统。”“类别与概念系统的结构反映了社会组织的活动及其结构。”“概念和范畴虽然来自于社会，但是对于社会却具有功能，人们只有通过这些在逻辑体系上统一的概念和范畴，才能促进社会的结合。”“概念和范畴都是不断进化的，从人类最早的原始分类到现代的科学分类，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原始分类是科学分类的基础。”
人类的分类系统错综复杂，但是所有的分类系统归纳到最后都可以发现是出自最基础的两项对立。比如说Levi-Strauss在研究亲属制度时就曾指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夫妻、舅甥、父子、兄弟姐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都是由这四对亲属原子组成的基本亲属结构演变而来的。它包含了一种亲属关系结构必备的三种内在要素：血缘、姻缘、世系继嗣。”这种对立的“二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也可以是人类的意识，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必须通过人类的思维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才能存在。简单的说，任何存在或意识的两个元素都可以是独立的，也都可以是对立或有关联的，独立或关联或对立的情况完全取决于人类思维的中介作用，关系是靠人类思维建立起来的。不同的人类社会由于分类系统不同所建立起来对立关系的二元也就不同，基于其上的文化整体结构也因此不同。这就是不同民族存在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二元对立不同于哲学上所讲的“二元论”。后者是存在与意识的对立，是人类世界观的一种表现；而前者并非是讨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也不涉及世界观的内容，而是人类思维的本质。这里，也要同马克思关于“意识是人类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理论做一下区别。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学说是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思维的本质过程，也就是说，人类思维怎样建立起两种自然物或文化元素的对立关系；而不是探讨怎样在意识中反映客观物质世界。
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理论也并不是把所有文化归结为两种对立项就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找到对立原子发现对立关系的建立规律，发现每个对立原子在整体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关系，从而找到整个文化结构的建立规律。换句话说，找出二元对立基本原子建立对立关系的逻辑规律，是结构主义者发现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手段和阐释方式。比如，Levi-Strauss在研究图腾分类制度时，对图腾分类的逻辑规律做过这样的分析：“一种逻辑，其词项是由从心理过程遗留下来的零零散散的观念所组成，并像这些观念本身一样缺乏必然性，关于这样一种逻辑的观念在含义上当然是不无悖谬的。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命题之间不可能是严格的联结起来的，除非他们包含的词项首先已毫无歧义的加以定义……我们颇像是承担着去发现某种后天必然性的条件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他又用一个万花筒的比喻来解释这种逻辑规律的建构和作用：“这种逻辑颇似一个万花筒，万花筒里的彩色碎屑可产生各种结构图案。碎屑是分解过程的产物，他们本身纯属偶然，但彼此间又有某些类似性，如大小、色泽亮度、透明性等等。碎屑不能再被看成是独立于这个制成品的实体了，他们已成为这个制成品“所说的”某种“话语”的不确定碎屑成分。然而在另一方面，碎屑必须充分有效的参与某种新型对象的形成：这个对象就是图案配置，由于镜片的作用这些图案配置对于各种实物来说反射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在其中记号具有了被意指的事物的地位。这些图案配置实现着各种可能性，其数量虽然可能很大，但不是无限的，因为它是种种可能的配列布局的作用结果，这些配列布局是在其数量本身是有限的碎片间实现的。”也就是说，万花筒相当于一个文化系统，万花筒里的各种碎屑就相当于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的各个二元对立原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因此它们的组合配置——有规则的几何图案——虽然有很多可能性但在数量上也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现象都是有限的。而能够实现本来是无规则的图案之间形成有规则的几何图案的先决物质条件就是万花筒中每一块反射镜，这就相当于文化系统中的社会条件和自然因素。另外，作为碎屑本身的各种物质基础“透明性、大小、色泽亮度”等都是偶然的，因为在制作万花筒的时候我们总是随机的选择一些碎片。这就像在一个文化系统中能够成为二元对立基本原子的事物都具有偶然性一样。但是二元对立基本原子一旦被随机选定之后，他们之间的配置组合必然的会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这些规则就像万花筒中反射镜片的发射规则一样，而且这些规则由于结构上的稳定性很难被改变。换句话说，当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二元对立基本原子之间的对立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文化系统也就有了建立起其自身整体逻辑系统的可能性。一旦整体的逻辑系统被建立以后——形成稳定结构——这个文化系统就很难因为内力作用发生改变。“最后而且重要的是，由偶然性事件（由观看者转动万花筒）和一种法则（即支配万花筒构成的法则，它相当于刚才说过的不变的制约成分）相遇而产生的这些图案配置，生动的呈现了在某一方面是临时性的可理解模式，因为每一种图案配置都只能根据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严格关系来表现，而且因为这些关系除该图案配置本身以外是没有内容的，在观看者的经验种没有什么对象与之相当（即使用这种巧妙的把戏有可能显示出雪花晶体或类型的放射虫和硅藻的客观结构，但还没有见过他们的观看者并不知道他们的经验根据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关于逻辑关系建立规则的思想中，隐含着结构主义对另一范畴的注意，那就是二元对立基本原子在文化系统整体中的“位置”。同一基本原子可以参与多个二元对立结构，但是，由于他们在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不同，导致他们被赋予的意义也不同。Levi-Strauss在研究南婆罗洲的伊班人和沿海雅克人通过解释几种鸟类的鸟鸣和飞行情况来占卜吉凶的描述中对这一思想做了简单的概括：“……然而考虑到材料的丰富和多样化，系统中大量可能的成分中只有某些被加以利用，我们可以肯定，大量的同一类型的其它系统也会是条理一贯的，而其中没有一个是预定要为一切社会和一切文明所选用。系统中的各个项绝无任何固有意义，其意义只是“位置”性的——一种一方面为历史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为各项必定出现于其中的结构的作用。”结构主义者关于事物在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的思想在英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马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洁净与危险：亵渎和禁忌概念的分析》一书中阐述的最为完整和成熟。
通过对图腾分类制度的研究，Levi-Strauss对于文化建立的深层结构——人类的心智结构的分析达到了顶峰。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似乎处处映射着这样的结论：二元对立结构即人类的认知结构是以这样一个无意识对立结构为基础的：“自然物种的经验性非连续分割——自然物种的同一性混沌（人与其它自然物种的随机认同）”。进而也就有了文化产生符号体系的基本前提：人类需要将自己与自然的混沌认知中脱离，但又必须借助自然本身建立自己的认知系统，借助的自然事物成为最初的符号——文化的能指，人类再将这些最初的符号和其最初建立的对立关系——“二元对立”结构继续发展和推广，进而产生了拥有抽象概念的文化系统。
二、结构主义的旅游文化定义
结构主义大师Levi-Strauss虽然一生都没有为文化下过什么经典的学术定义，但是他的思想却被一代代的结构主义者甚至结构主义之外的人类学学者借鉴和发展。结构主义的辉煌时期过后，仍然有很多人类学家通过对Levi-Strauss的思想的解读，发展出新的学科分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象征（符号）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并认为“只有将意义——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重要意义……这个象征系统（文化）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也曾说过：“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只能不稳定的存在，” “社会生活在其所有方面，在其历史的各个时期，就只有借助庞大的符号体系才会成为可能。”解释人类学学派的Clifford Geertz这样解释他的文化概念：“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摸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由此看来，象征人类学所秉承的文化概念具备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l 文化是用符号表达的象征体系；
l 社会是整个文化符号系统的隐喻载体；
l 文化的符号象征结构支撑着整个社会结构；
l 文化传承依靠符号化的表达方式。虽然在传承过程中各独立的文化现象会由于内外作用发生表面上的改变，但是支撑整个社会和文化系统的符号象征系统的结构不容易发生改变；
l 符号象征系统的结构一旦发生改变，文化体系必然要求用新的符号象征系统重构文化结构。
如果将象征人类学的这些基本思想同前文所提出的Levi-Strauss对于人类心智结构的分析所结合，那么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
l 文化是自然通过人类思维转换成的符号象征系统，人类具体的行为文化也不例外；
l 文化的符号能指可以是具体的自然事物或自然事件，也可以是经过人脑思维抽象形成的概念和范畴；
l 文化符号的所指是该事件或事物在文化系统中的意义；
l 人类社会是通过文化符号象征体系映射出的自然界；
l 文化符号获得具体的意义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场景或结构中， 以使其获得能够表达与所指之间转喻或隐喻关系的可能性，如同自然界的物种生存必须有适当环境、自然事件的发生必须依赖固有的、客观的生存法则和物理规律；
l 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结构之所以不容易发生改变，是因为各文化符号单元之间已经形成了彼此稳定的逻辑关系，并在此种逻辑建立规则的支配下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背景；如同一定地理区域的自然界形成稳定的生态结构，除非有强大的外力作用影响，否则这种生态平衡的稳定结构不容易发生改变；
l 但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也具有先天的强烈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来自于形成文化系统的符号载体的多样性和建立文化符号单元或二元对立基本原子之间关系的逻辑规则的随机性。这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使得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个体获得了允许并适应其它文化符号象征系统逻辑规则存在、甚至主动修改本身个体文化符号单元或二元对立基本原子之间逻辑规则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可以在结构主义和象征人类学的基本思想框架内，结合旅游行为的自身特点为旅游和旅游文化下一个定义。即旅游是指某一文化系统中的个体由于接受到外部其它文化系统的信息，引发自身个体文化系统的“先天”不稳定因素的失衡，从而暂时脱离本文化系统，进入其它能够平衡这种不稳定因素的文化系统；待原个体文化系统重新获得平衡，或者新的个体文化系统结构建立之后，该个体又由于整体文化结构的稳定性趋势，重新返回本文化系统的过程。
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旅游行为是个体文化系统从稳定到不稳定，再由不稳定恢复稳定的动态过程，作为整体文化结构虽不会因为个体部分的改变而瓦解，但是大量的个体文化符号象征结构的逻辑规则的改变就会导致整个文化符号象征体系的崩溃或重构。所以旅游文化也就是一种动态文化，它的实质是二元对立基本心智结构由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不稳定因素和稳定因素先后作用所带来的动态平衡过程。
